撞車

　　
　　一戰中千百萬人的性命本可輓回——瑪格麗特·麥克米倫(Margaret Macmillan )在她的宏篇新作中這樣沉重地告訴我們。如果1914年歐洲的領袖們能更為明智、遠見一些，將各自的國家從戰爭的邊緣拉回來，一如之前發生危機時的做法，那麼歐洲乃至整個世界都本可避免許多的悲痛和毀滅。
　　在本世紀最佳圖書的行列中，註定會有《終結和平的戰爭》（The War That Ends Peace）的一席之地。本書作者麥克米倫是牛津大學教師，也是大衛·勞合·喬治（Lloyd George）（英國一戰期間的戰時首相，性格暴烈）的曾外孫女。在書中，麥克米倫用嫻熟的筆法引領讀者重溫一戰前數十年的事態紛紜。對歐洲而言，這數十年是黃金歲月。自滑鐵盧戰役結束之後，歐洲的和平幾乎持續了一整個世紀。衛生醫療不斷改善，通訊與貿易呈爆炸性增長。1914年之前，德國與英國已成為彼此最大的貿易伙伴。
　　但事實證明，戰爭的力量更勝一籌。軍事首腦們制定了進攻計劃，卻常常極少與人民領袖商討接洽。德英兩國展開軍備競賽，競相建造更多更高級的軍艦。一些鷹派人物甚至提出“預防性戰爭”（preventive war）的理念，希望以先發制人的方式阻止對手日益壯大。幾乎沒人預料到會在壕溝里打一場曠日持久的慘烈戰爭。
　　大戰爆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。對於這些原因，麥克米蘭均做了敘述，不僅細緻入微，更兼有其之前獲獎作品《調停者》(“Peacemakers”)中寬廣的視野。《調停者》一書講述了1919年《凡爾賽和約》（1919 Treaty of Versailles）的簽訂及後續影響。而在本書中，麥克米倫追溯當年變化無常的歐洲軍事同盟，將卷入戰爭同盟的國家條分縷析，一一牽出。同克裡斯托弗·克拉克（Christopher Clark）新近的佳作《夢游者》（The Sleepwakers）一樣，對於巴爾幹半島的複雜局面及其與奧地利和俄國的諸多聯繫，作者並未畏而不談。
　　在一戰的諸多原因中，民族優越感對戰爭的興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。俄國在巴爾幹半島和1904-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接連受挫，希望能再打一場戰爭，以重燃民族主義之火。德國雖然在奧托·馮·俾斯麥（Otto von Bismarck）的經營下得到統一，卻不再受其掌控，稱霸欲望十分強烈。（“我們要是流血至死，英國至少也得失去印度，”德皇威廉二世在一戰爆發時揚言道。）雖然只是小角色，意大利也“一直伺機欲嘗大國的滋味。”同時，作者也指出，歐洲的一些國家剛剛擺脫封建主義的桎梏，社會主義、民族主義的浪潮高漲，這些國家的民眾情緒也不容忽視。
　　作者的核心觀點在於大戰最終是個人抉擇的產物，而歐洲的領導者們在選擇時犯了錯誤。“歷史上沒有多少事是非發生不可的。”麥克米倫寫道。作者精簡的描繪展現了一群被變革弄暈的軟弱領導者，從“輕易被人左右”的俄國沙皇，到認真而又自負的奧匈帝國總參謀長康拉德·馮·赫岑多夫。而整齣戲的中心人物則是德皇威廉二世。在時任英國外交大臣的愛德華·格雷爵士看來，威廉二世“好像一艘戰艦，蒸汽機開著，螺旋槳轉著，卻沒有舵；遲早有一天會撞上什麼東西，搞得不可收拾。”（德皇則反譏英國“瘋狂、瘋狂，像發春的野兔一樣瘋狂。”）
　　麥克米倫寫道“回想起來，這是歐洲和世界的悲劇。1914年，沒有一個主角是有想法的領袖，敢挺身抗衡打仗的呼聲。”
　　問題的一部分還在於，邊緣政策已成為歐洲的惡習。早在1912-1913年的巴爾幹戰爭和其他一些危機出現時，歐洲的大國們就已經劍拔弩張，但隨後又收攏了下來。這些摩擦使人們錯誤地認為，戰爭可以避免。但是到了1914年，偶然性在這其中起了一定作用。一些致力於歐洲和平的人過早去世，使得鉗制戰爭的力量遭到掣肘，其中最具諷刺意味的便是費迪南大公之（Archduke Franz Ferdinand）死。這位奧匈帝國的王儲生前曾試圖避免與巴爾幹的衝突。“請一定要阻止康拉德，”他在1908年談及這位鷹派奧地利軍事統帥時曾這樣寫道，“一定要阻止這個戰爭販子。”然而，點燃戰火的恰恰是大公的遇刺。1914年6月，費迪南大公在薩拉熱窩被一名塞爾維亞名族主義者刺殺身亡。
　　遺憾的是，大戰剛剛開始時，一些國家的領導人在政策上猶豫不決。薩拉熱窩事件後，奧匈帝國給塞爾維亞下了最後通牒，言辭十分激烈。與此同時，德國也做好了支援奧匈帝國的準備。但就在這時，威廉二世卻猶豫了。一位德國官員在他1914年7月的一篇日記里寫道，“唯一清楚的一點是，他（德皇）不再想打仗了，即便讓奧地利失望。”從這位官員隨後的一句話里，我們能窺見當時的形勢：“我是說，他已控制不了局面了。”　　（原標題：第一次世界大戰：殺戮原可避免 - 中文國際 - 中國日報網）